因为立春为一年中的第一个节气，故古人视立春为“岁始”。这时的春节，也因此被称为“岁节”。而以一月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在一月一日过年的元旦，则被称为“年节”。古人过“岁节”，往往比过“年节”的声势还大。在春节那天，从皇家到民间都要举行多种活动，皇帝会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郊祀“迎春”，以祈求丰收。唐代诗人沈佺期《奉和立春游苑迎春》中所谓“东郊暂转迎春仗，上苑初飞行庆杯”，说的就是这种风俗。

古代春节的主题是“鞭打春牛”、祭祀春神“勾芒神”，以示春耕开始，有劝农之意。春节打春牛风俗汉代已有，王充《论衡》中已提到“立土牛”风俗，唐宋流行开来，一直到明清仍然盛行。这么热闹、重要的立春节日是什么时候被改的呢？下面站长跟各位说说“春节问题”的由来。

由于近代的国力衰微，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奋力图强之余内心其实也陷入种种迷茫和脆弱中，一度把国力的衰弱归罪于一众传统文化中。诸如废除汉字、废除中医等等建议就是明证。在迷茫焦躁的氛围下，全盘西化就是共识，这当中就包括历法和节日的调整。1912年1月1日，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元年，国父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通电全国，表示改用西洋历法，以公历为标准记年，把延用千年历史的农历正月初一的“元旦”取消，改为公历1月1日改为新的“元旦”。孙中山在将“元旦”调到阳历1月1日后，并没有动“春节”。因为春节的存在对农业生产相当重要，有标志性意义。但两年后，“春节”也被袁世凯移到了农历一月一日。民国三年（公元1924年）一月二十一日，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致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定四季节假呈》：“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四季节假呈”很快获得袁世凯批准，因为“春节”移植给以前的元旦，持续了两千多的立春节庆活动逐步消失，立春变身为普通的节气。

有人都怪袁世凯和朱启钤把中国重要的“春节”搞乱了。实际上袁世凯的初衷是想保留传统的节日风俗，这在《定四季节假呈》中说的很清楚：“乘时布令，当循世界之大同，而通俗宜民，应从社会之习惯”。那么，既然“应从社会之习惯”，袁世凯为何不把元旦恢复到阴历一月一日？因为袁世凯有顾忌。如果调回，无异于否定革命，势必遭革命党人抨击，而让民间将“年”与“春节”混着过，与孙中山的元旦阳历年“叫板”似乎隐晦得多。新的春节安排颁行后，民间很快流行起“过春节”，以前的“岁节”彻底变成了“年节”。从孙中山改“元旦”到袁世凯易“春节”，流行了两千年多年的“年节”形成了两个：阳历年和农历年。当时，公职人员过元旦阳历年，老百姓过春节农历年，出现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这一从未有过的怪现象，官文化与俗文化势不两立。

为此，民国政府不只一次下令“禁过春节”，提倡过元旦节。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十二月八日，国民党中执委便提出了《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禁过旧年”，禁春节贴春联、放鞭炮等传统年俗活动。但两千的节俗岂是一纸禁令可以改变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确定阳历年和阴历年都合法，使得“元旦问题”和“春节问题”迎刃而解，但“立春节”仍然是个遗留问题。第一，古代立春的重农、劝农节气功能，因“春节”的转移而弱化；第二，因不再有“岁节”，使以岁纪年和干支历为基础的生肖文化容易出现混乱。

生肖文化是用12种动物代表出生年的一种民俗，严格说是甲子历法，古以春节为转换点，从立春那天起算新生肖。如现在我们庆祝的2017年甲子历是丁酉鸡年，准确开始时间应该是阳历2017年2月3日晚上23时30分的立春开始，而非对应农历正月初一。因此即使到今天已经是正月初七了，但我们还没从猴年跨人鸡年。

现在仍以“春节”为生肖的转换点，但此春节已非彼春节，老百姓（普罗大众）一直“将错就错”，把正月初一看成是生肖的转换点。但玄学、命理学因为有占卜、预测必须准确的客观要求，因而必然不能随波逐流，故历法书依然正确地以立春来区别生肖，由此导致生肖轮换的混乱。因此，近百年来民俗学界希望元旦、春节复归原位，岁节、年节各行其道的呼声从未断过。

站长认为，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理应进一步推广普及。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的立春无论古今中外都在历史、民俗、农作、命理等方面有独特意义，因此还春节于立春日，恢复真正的传统文化是未来国家制定文化策略的不二选择。（附：二十四节气、农历、阳历三种历法的科学性比较）